我40岁，在上海做男保姆，与女雇主同吃住，月薪过万，却有苦难言

抖音推荐 2025年10月30日 00:38 3 cc

“建军，过来，把这件衣服换上。”顾婉清指着沙发上那件一看就价格不菲的羊绒衫，语气不容置疑。我捏了捏拳头，那件衣服的款式和尺码，分明是为另一个人准备的。更重要的是，今天是她亡夫的忌日。我一个保姆，凭什么要穿上她死去丈夫的衣服，陪她演一出深情怀念的戏？我的尊严，在每月三万块的工资面前，被踩得稀碎。

而这一切，都要从三个月前那个改变我命运的招聘启事说起。

那年我正好四十岁，不上不下，卡在人生最尴尬的年纪。在一家四星级酒店干了十五年的大堂经理，说裁员就裁员了，赔了点钱，可对于上海这个地方，那点钱就是毛毛雨。老婆前几年跟我离了，女儿陈悦跟着我，学习争气，考上了国外的大学，一年四十万的学费像座大山压在我胸口。我一个中年失业的男人，能干啥？送外卖跑不过年轻人，开滴滴车是租的。那段日子，我抽烟都得掐着日子，一根烟恨不得掰成三段抽。

就在我快绝望的时候，我在家政网站上看到一则招聘。上海市中心高档小区，招聘一名男保姆，照顾一位独居女士的饮食起居，要求40岁左右，身高一米八，体型匀称，不抽烟不喝酒，最关键的是，月薪三万，包吃住。我心里咯噔一下，这条件，不就是照着我写的吗？可男保姆这活儿，说出去不好听啊。但转念一想，脸面能换来女儿的学费吗？不能。我咬咬牙，投了简历。

面试我的人就是顾婉清本人，她大概四十出头，保养得极好，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职业装，坐在她家那个能看到黄浦江景的大客厅里，眼神平静又带着一丝审视。她问我的问题都很奇怪，不问我会不会做饭，不问我打扫卫生的经验，反而问我平时喜欢看什么书，听什么音乐，甚至问我喜欢吃甜的还是咸的。

我当时以为是富人家的怪癖，都照实回答了。我告诉她，我以前是酒店经理，对服务和细节有自己的标准。她听完，淡淡一笑，说：“陈先生，我们这不需要你做什么重活，有钟点工阿姨负责打扫。我只需要你住在这里，保持这个家的‘人气’，并且，最重要的一点，要绝对听话。”

“听话”两个字，她咬得特别重。为了那三万块钱，为了女儿，我点头如捣蒜。就这样，我，陈建军，一个四十岁的男人，拎着一个行李箱，住进了顾婉清的豪宅，成了一名男保姆。

刚开始的一个星期，日子过得简直像天堂。顾婉清的家很大，装修得很有品味，我的房间比我之前租的房子整个都大。她白天要去自己的设计公司上班，我只需要在她回家前，把屋子收拾得整整齐齐，然后等她回来。她不让我做饭，说她喜欢自己动手。她的手艺确实不错，但做的菜，样样都踩在我的雷区上。我是北方人，口重，爱吃面食，她偏偏做得一手精致的南方菜，清淡得像水煮，还顿顿有鱼，而我最讨厌的就是挑鱼刺。

我以为这是巧合，只能硬着头皮吃，每次都夸她手艺好。她听了就笑，那笑容很温柔，但总让我觉得有点不对劲。

真正让我毛骨悚然的事情，发生在半个月后。那天晚上，她做好饭，很自然地对我说：“文博，快来吃饭，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清蒸鲈鱼。”我愣住了，我的名字叫陈建军，文博是谁？我以为她叫错了，就笑着提醒她：“顾总，我叫建军。”

她的脸色瞬间就沉了下来，眼神里闪过一丝我看不懂的痛苦和执拗，但很快就恢复了平静，说：“哦，口误。”可从那天起，“文博”这个名字，就像个幽灵一样，飘荡在这个屋子的每个角落。

她会在我看报纸的时候，从背后递给我一杯茶，柔声说：“文博，喝点茶，别看太久，伤眼睛。”她会在周末的早上，敲我的房门：“文博，起床了，我们该去公园散步了。”我一次次地纠正，她一次次地“口误”。到后来，我纠正得累了，麻木了，甚至有时候听到“文博”两个字，会下意识地答应。

这才是真正的“苦”，一种说不出口的苦。我拿的不是三万块的保姆工资，我是在出卖我的名字，我的人格，我在扮演一个叫“文博”的死人。我的工作内容，就是成为另一个男人的影子。

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开头那一幕。那天是她亡夫张文博的忌日，她一天没去公司，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到了晚上，她走出来，眼睛红红的，手里拿着那件一看就价值不菲的羊绒衫，让我换上。

我看着那件衣服，再看看她，我第一次有了辞职的冲动。钱是好东西，可它不能把一个人的尊严踩在脚底下。我深吸一口气，说：“顾总，对不起，这件衣服我不能穿。我是您的保姆，不是……”

“不是谁？”她打断我，声音发颤，“陈建军，你别忘了我们的合同，你要‘绝对听话’。穿上它，就当是加班，这个月我给你加五千块奖金。”

三万五。这个数字像一把重锤，砸在我刚刚挺起来的脊梁上。女儿下学期的生活费还没着落。我闭上眼，再睁开，从她手里接过那件还带着樟脑丸味道的衣服，走进了房间。衣服穿在身上，不大不小，刚刚好。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穿着陌生人的衣服，顶着陌生人的名字，活在别人的回忆里，我突然觉得，陈建军这个人，好像已经死了。

那天晚上，她做了一大桌子菜，都是那个叫张文博的男人爱吃的。她给我倒上红酒，絮絮叨叨地讲着她和他的过去，讲他们怎么认识，怎么相爱，讲他生前的种种趣事。她不是在对我讲，她是在对着他讲，而我，只是一个被她强行拉来扮演听众的躯壳。我一句话没说，一杯接一杯地喝酒，那酒比黄连还苦。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她一次去外地出差。她走了三天，这三天，是我住进来后最轻松的三天。我不用再扮演“文博”，我就是陈建军。我给自己做了一顿地道的手擀面，就着大蒜，吃得满头大汗。那种感觉，就像一个快淹死的人，终于浮出水面，呼吸到了新鲜空气。

第二天下午，我按照惯例打扫书房。擦拭书柜时，我不小心碰掉了一本书，书里掉出来一把小小的铜钥匙。我鬼使神差地捡起钥匙，目光落在了书桌最下面那个上了锁的抽屉上。一种强烈的好奇心驱使着我，我把钥匙插了进去，轻轻一拧，开了。

抽屉里只有一个厚厚的相册。我颤抖着手打开，第一页就是一张婚纱照。照片上的女人是年轻时的顾婉清，而她身边的男人……我倒吸一口凉气。那个男人，浓眉大眼，身形高大，从脸型到身材，竟然和我像了七八分！难怪，难怪她会选中我。我一页页翻下去，里面全是他和她的生活照，每一张照片上的男人都笑得那么灿烂。相册的最后一页，是一张单人照，照片下的日期，是三年前。

原来，我只是一个长得像她亡夫的替身。这三个月来我所承受的一切，都有了答案。我感到一阵恶心和愤怒，她凭什么？凭什么用钱来买走我的人生，让我当一个活死人？

就在这时，门铃响了。我吓了一跳，以为是顾婉清提前回来了。我慌忙把相册放回抽屉锁好，跑去开门。门口站着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眉眼间和顾婉清有几分相似，但眼神里满是叛逆和疏离。

“你就是我妈新找的那个‘保姆’？”他上下打量着我，语气不善。

我点点头：“你是？”

“我叫张思远，是她儿子。”他径直走进屋，看到我，眼神变得很复杂，“她……又犯病了，是吗？她是不是叫你别的名字？”

我心里一惊，看来他什么都知道。我没说话，算是默认了。张思远叹了口气，一屁股坐在沙发上，说：“我爸三年前车祸走的，从那以后，我妈精神就不太正常。她不肯接受现实，总觉得我爸还活着。之前她也找过两个保姆，都因为长得不像我爸，被她辞退了。叔叔，我劝你还是走吧，我妈这样会毁了你的。她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会把你也拖进去。”

张思远的话，像一盆冷水，把我从头浇到脚。我当然想走，可我走了，女儿的学费怎么办？我不甘心，我付出了尊严和人格，凭什么就这么灰溜溜地离开？

那一刻，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我当了十五年酒店经理，最擅长的就是处理各种突发状况和难缠的客人。顾婉清，不就是我职业生涯里遇到的最难缠的“客人”吗？她有她的规则，我为什么不能用我的规则来反击？

送走张思远后，我做了一个决定：我不走了。我要拿回属于我的一切，包括我的尊严。

顾婉清出差回来那天，我去机场接她。她看到我，习惯性地想开口叫“文博”，我却先一步微笑着说：“顾总，欢迎回家。一路辛苦了，车上给您准备了温水和靠枕，按照您的习惯，水温45度。”

她愣了一下，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点点头上了车。

从那天起，我不再是被动接受，而是主动出击。我利用我做酒店经理的专业素养，开始“管理”这个家，或者说，“管理”顾婉清。

她再做那些我不爱吃的菜，递到我面前说：“文博，尝尝这个。”我就会微笑着拿起筷子，然后放下，用一种无可挑剔的礼貌语气说：“顾总，谢谢您的好意。不过根据张先生的健康档案，他这个年纪，晚餐应该减少高蛋白的摄入，多吃一些蔬菜。为了他的健康，我觉得今晚我还是吃沙拉比较好。”

她让我穿张文博的衣服，我就会把衣服拿在手里，仔细端详一番，然后说：“顾总，这件羊绒衫的保养方式是干洗，不能水洗。而且张先生一向爱惜物品，我想他不会愿意看到自己心爱的衣服因为不当的穿着而受损。我建议还是送去专业的洗衣店吧。”

我用她为我设定的角色“张文博”的逻辑，去反驳她强加给我的行为。她想让我扮演一个完美的丈夫，我就给她一个比她想象中还要完美的“张先生”。一个注重细节、讲究逻辑、爱惜物品、坚持原则的“张先生”。我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行为，都在彬彬有礼地提醒她：我是在“扮演”，而且我比你更专业。

顾婉清被我这种方式搞得有些措手不及。她无法反驳，因为我说的每一句话，都站在“为张文博好”的立场上。她设下的游戏规则，被我利用，反过来将了她一军。

我们的关系变得很微妙。她依然活在幻想里，但我不再是那个被动承受的木偶，我成了这场独角戏的导演。我甚至开始主动“设计”情节。我会提前预定好她喜欢的餐厅，告诉她：“顾总，张先生为您预定了今晚的位置，庆祝你们的相识纪念日。”然后，我会以一个“助理”的身份，开车送她去，等在门外，等她一个人吃完，再接她回家。

我用这种方式，一点点地割裂她和“张文博”的联系，让她意识到，她怀念的人已经不在了，陪在她身边的，只是一个叫陈建军的、尽职尽责的员工。

最后的摊牌，是在她要求我陪她过“结婚纪念日”那天。她穿上了婚纱，在客厅里布置了蜡烛和鲜花，满怀期待地看着我。我没有换上她准备的西装，而是穿着自己来时的那身衣服，手里拿着我的身份证和一份辞职信，平静地走到她面前。

“顾总，”我把身份证放在桌上，推到她面前，“张先生已经走了三年了。我很遗憾以这种方式认识他。我叫陈建军。”

她看着我的身份证，上面的照片和名字，刺痛了她的眼睛。她的身体开始发抖，眼泪大颗大颗地掉下来。

我继续说：“这三个月，我扮演他，很辛苦。您活在回忆里，也很辛苦。您给他的一切，都不是他想要的，您给我的，也不是我想要的。悲伤需要被正视，而不是找一个替代品。这对您，对他，对我都不是解脱。”

说完，我把辞职信也推了过去，然后拨通了张思远的电话。

那天，张思远带着心理医生来了。顾婉清在看到儿子的那一刻，终于彻底崩溃，抱着他嚎啕大哭，哭得像个孩子。那是她三年来，第一次真正地为丈夫的离去而哭泣。

一个月后，我办完了离职手续。顾婉清亲自送我到门口，她看起来憔悴了一些，但眼神却比以前清明了。她递给我一张银行卡，说：“陈先生，对不起。这里面是五十万，一半是合同剩下的薪水，一半是我的补偿。谢谢你，用你的方式，叫醒了我。”

我没有拒绝，这是我应得的。我用这笔钱，给女儿交了学费，剩下的，我打算自己开一个小小的家政公司，专门做高端管家服务。

离开那栋豪宅的时候，上海的阳光正好。我回头看了一眼那扇紧闭的大门，心里五味杂陈。四十岁这一年，我丢了工作，丢了尊严，却也找回了自己。人活着，还是得先把自己当回事，别人才能把你当回事。钱很重要，但有些东西，是再多钱也买不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