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节目开始之前说个通知哈，今年五月份故事FM 播出了 8 集声音纪录片《寻找我的日本接生婆》，是关于我本人去寻找我的接生婆的故事。这个过程历时 14 年，在去年，终于尘埃落定，解开了我心中的一个疑问。这个系列声音纪录片在录制的过程中，我们也同步拍摄了影像纪录片，本来我预告说八月份会和大家见面，结果拖堂了两个月，现在，终于上线 B 站了。欢迎你到 B 站的 故事FM 频道订阅观看！

爱哲按：

前几天发布的《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 2023 ~ 2024 ）》「蓝皮书」指出，2025 年，在全国不少城市，专门招收随迁子女的流动儿童学校基本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成为中国教育事业的历史见证者。

流动儿童学校作为一种现象逐渐消失，是因为近年来各地入学政策持续优化，流动儿童进入公办学校的比例不断上升，不再需要去流动儿童学校了。

这当然是一个让人欣慰的结果，持续了三十多年的，流动儿童上学难的问题，在逐渐被改善。

但这不代表流动儿童的困境得到了解决，流动儿童要享有与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的受教育权利，一样的成长环境，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今天就让我们通过一个流动儿童的成长故事，来理解他们经历的心酸与快乐。

李多鑫：

大家好，我叫李多鑫，来自河南洛阳，今年 26 岁，我从小跟随父母来到浙江衢州生活长大，目前在杭州从事互联网工作。

韩东红：

大家好，我叫韩东红，是李多鑫的妈妈，今年 54 岁，现在在老家洛阳的一家超市做售货员。我和我老公 1994 年结婚，是经亲戚媒人介绍认识的。那时候他在县城无线电厂当工人，我在老家赶集卖小百货。

后来我们自己贷款买了辆小型货车帮人拉货，之后找了个驾驶员学徒，可学徒开车中途出了点事故，当时车的保险没买全，我们没钱赔给人家，还背上了不少外债，一家人生活很艰难。快过年时，我老公听说浙江那边开车工资还可以，就一个人先去了浙江，那时候他对浙江人生地不熟，只能自己摸着过来。

还好他碰到个贵人，介绍他跑长途车，第一次往海南跑就赚了 500 块，心里特别高兴，打算长期干下去，早点把外债还了。干了两个月，过完年他觉得这边工资不错，就让我把女儿也带过去，那时候女儿在读幼儿园。2002 年 3 月，我把女儿带过去，在那边开始生活。我们儿子是 1995 年出生的，当时放在老家跟着爷爷奶奶生活，成了留守儿童。

■图 / 不到 1 岁的李多鑫和妈妈

中国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农村人口开始向城市迁移。在这个过程中，有两类孩子的情况备受关注：一类是像李多鑫那样跟着父母一起搬到城市的 「流动儿童」，另一类是像李多鑫哥哥那样被父母留在老家生活的 「留守儿童」。

到2024 年，中国流动人口总数已达到 4.01 亿，其中流动儿童约有 1.36 亿。 这意味着每两个中国儿童里，就有一个正在经历流动或留守的童年。

流动儿童常被比作 「城市小候鸟」，他们跟着父母离开熟悉的家乡，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里生活。为了维持生计，他们的父母大多投身餐饮、零售、建筑等行业，有的成了外卖员，有的做家政工、清洁工、保安或建筑工人。孩子跟着父母，也过上了四处漂泊的日子。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这些流动儿童在享受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时，往往会遇到不少困难。

韩东红：

两个孩子要是一起带，刚开始压力确实大。而且爷爷奶奶也舍不得让儿子过来，就还在家里带着他——那时候儿子已经读小学了，外地户口在那边想入学特别难。好在女儿年纪小，上幼儿园还容易些，私立幼儿园是能进的。

那时候我们也没打算在浙江待太久，就想着在这儿干几年、多赚点钱，把之前的外债还清了，说不定就回老家了。当时跑运输是按趟算钱的，一趟能赚个两三百块。要是两个人分开跑，一个人跑一趟两天能挣 200 块；要是一个人集中跑，一趟就能挣三四百块。最关键的是，跑一趟就能当场拿到现钱，来钱比上班快多了。

那时候衢州江山那边有个旅馆，住的全是像我们这样的驾驶员。要是有活儿需要驾驶员，人家就会先打电话给旅馆老板娘，说清楚要跑哪里。然后老板娘再喊人，问谁愿意去，或者排好班，今天你去、下次他去，都是这么安排的。一般情况下，他们跑的都是去温州的活儿，大概一两三天就能跑一趟。

李多鑫：

我妈妈心里稍微信点耶稣，其实也是因为当时我爸爸跑货车，她总担心会出什么事故。我现在还记得，每次爸爸出门去跑车，刚走没多久，妈妈就会拉着我，一起跪在放着圣经和十字架的地方祷告。而且那时候，妈妈每个周日也都会去教堂做礼拜。

那时候还听人说，有个我叫叔叔的老乡，就是因为跑货车出意外没了。还有一个跟我一起玩过的小伙伴，他爷爷也同样是跑货车的时候不在的。当时我爸爸还帮着他们家处理后事。他们可能觉得我年纪小听不懂，所以说这些事的时候没特意避着我，我就坐在妈妈旁边，把那些话都听进去了。

我们刚到浙江那会儿条件特别差，说是住旅馆，其实就是楼下搭的一间石棉瓦简易房，条件差到没法说，周围全是臭水沟和垃圾，苍蝇、蚊虫到处飞，我们在那儿住了一个月。

之后我们又找了间储藏室，里面连卫生间都没有，要上厕所得跑到楼下的公共厕所。那间储藏室也就十几平米，跟普通卧室差不多大，里面就放了一张床。我们买了个液化气灶，搁在凳子上凑合成简易灶台，就在这一间小屋里又住又做饭。后来灌液化气的师傅进来，还说这样太危险——又住人又做饭，根本不符合安全规矩。我们在这儿也没住太久，大概两三个月就搬走了。

接下来搬到了红楼招待所，住二楼的一间房，好在门口就有公共厕所，比之前方便些。招待所的一楼以前就是做旅馆用的，我们在这儿住了一年。后来这招待所被一个医生买下来改做医院，我们这些住户就都得搬出去。没办法，又搬到了菜市场楼上的储藏室——就是那种商品楼下面隔出来的小房间，本来是人家用来放杂物的，大概有 20 平米左右，比之前住的地方稍微宽敞了一点。

我女儿上的是私立幼儿园，只要交了钱就能读，倒没什么麻烦。可后来上小学就难了，我们还特意跑了乡下好几所学校，连人家愿不愿意收都还没问清楚，我老公就舍不得了，不想让女儿去乡下学校读书。

■图 / 李多鑫和父母在衢州江山

李多鑫：

江山这边的方言跟我们那边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根本就听不懂，所以当时我爸妈也是因为这一点，他们不想给我找到乡下的那种幼儿园，因为他们可能会讲方言教学，然后他们就在城里面给我找了幼儿园，包括小学，所以他们那边会有意识讲普通话。

韩东红：

眼瞅着明天就开学了，女儿的学校还没着落，我们急得不行。我老公跟他开车的老板聊起这事，刚好老板有个亲戚在解放路小学当老师，就赶紧帮我们打听。那时候上学要交借读费，可哪怕得交，我们也愿意 。 就想让女儿能在城里的学校读书。现在想想，我们真是总遇到贵人，老师那边很快有了信，说让我们第二天直接去报名，女儿就这么顺利入学了。更没想到的是，后来借读费也没让我们交，说是国家不让收了。

女儿也知道上学这事多不容易，我也常跟她念叨，甚至偶尔会吓她说：「一定要好好读书，你看咱们为了进这个学校多难！成绩好，老师才会喜欢；要是成绩不好，说不定连学都没得上。」她被我这么连哄带吓，读书特别用功，每次考试成绩都好，学校有什么奖项也总少不了她。

那时候我老公特别疼女儿，想让她学弹琴。我们去琴行问了问，一小时就要 50 块——当时我们经济条件那么差，哪掏得起这个钱，问完就赶紧出来了，直说负担不起。后来又琢磨，买架钢琴也得不少钱，更不现实。我老公就说，之前听葫芦丝声音挺好听的，而且葫芦丝便宜，也就三两百块钱，就给女儿买了一个。那会儿琴行里各种乐器都有老师教，葫芦丝也是一小时 50 块，我们就给女儿报了班，让她每个礼拜去学一节课。

李多鑫：

学葫芦丝的时候，老师说的我水平已经可以考三、四级了。但我爸妈觉得这就是个兴趣，没打算让我往专业方向走，就没让我去考级。后来我妈跟老师熟了，就跟老师商量，问能不能到家里来教——这样能便宜 10 块钱，钱直接给老师，不让机构赚中间差价。老师同意了，可那时候我们住的还是储藏室，条件确实不太方便。不过老师来的时候没说什么，也没因为我们家这么小，还坚持让孩子学课外兴趣班而惊讶。

我们住的储藏室在一楼弄堂里，进去特别黑，还没有感应灯，得先拐个弯才能到。我现在还记得，有一次我跑着进去，没留神 「嘣」地撞到墙上，头上立马起了个大包。

小时候，爸爸总把我放在他肩膀上，驮着我到处玩。有一回在弄堂里路过一个地方，他过去了，我却没注意到头顶的楼顶，结果头又被撞了一下。现在想想，在储藏室住的那段时间，我还挺容易受伤的——每次进家门都得摸黑找钥匙，把钥匙捅进锁眼才能开门。

我妈还挺聪明的。我们住的地方一楼是菜市场，菜市场上方有个顶，顶旁边就是我们的储藏室。炒菜总会有油烟，而且储藏室的窗户门槛不高，也就到胸口的位置。我妈就把灶台搬到了窗户外面，外面刚好有块小空地不悬空，她站在窗户里面炒菜，油烟就能直接飘到外面去，不会闷在屋里。

■图 / 李多鑫在当时居住的储物间

但就算这样，楼上的邻居还是下来投诉过，说我妈炒菜的油烟会飘上去，弄脏他们晒的衣服。可要是把灶台搬回屋里，又没有抽油烟机，储藏室油烟根本散不出去。我妈每次都跟人家说 「不好意思」，后来要是做了点好吃的，遇到楼上邻居，也会主动分一些给他们。

我女儿小时候真的聪明伶俐，在学校里特别受老师喜欢。后来学校组织铜管乐队，她也参加了，老师还专门买了一支两千多块的单簧管，让她背回家练习。尤其是她的班主任刘老师，人特别好，知道我们是外来的农民工，不但一点没歧视她，反而一直特别照顾、关注她。

韩东红：

我女儿小时候真的聪明伶俐，在学校里特别受老师喜欢。后来学校组织铜管乐队，她也参加了，老师还专门买了一支两千多块的单簧管，让她背回家练习。尤其是她的班主任刘老师，人特别好，知道我们是外来的农民工，不但一点没歧视她，反而一直特别照顾、关注她。

李多鑫能受到老师的关注无疑是幸运的，因为在公立学校中，流动儿童常常因为口音、衣着等方面的差异，遭遇区别对待甚至歧视，进而产生焦虑、抑郁、自卑等消极情绪。不过，这类情况的出现，有的时候并非单纯源于偏见，这也和一些现实因素有关。比如，教师的精力有限，面对流动儿童因为频繁转学导致的学业衔接难题，往往难以充分兼顾，至于关注他们的兴趣爱好，就更难顾及到了。难得的是李多鑫的班主任和音乐老师对她的鼓励和支持，让她感受到来自学校的教育公平，不会因为自己家庭条件不好而错失一些机会。

李多鑫：

后来学校又组织铜管乐队，那时候我已经读五六年级了。报名的时候我就想，自己本来会吹葫芦丝，吹单簧管应该也差不多，就报了名。

没想到学校还挺重视铜管乐队的，每周一升国旗的时候，都会让我们现场伴奏。那段时间我觉得特别充实，根本没心思去想家里条件好不好。而且那时候我也没去过其他同学家里，对彼此的生活没什么对比。其实当时家里还是挺穷的，可能之前的外债也没还清，但学校组织的不少活动我都参加了——这些活动多少要交些钱，一般是五十、一百块。可爸妈手里经常没有现钱，就会让我先跟老师说，问问能不能先欠着，或者让老师帮忙垫上。

当时音乐老师组织的活动要交钱，班主任那边有时候收学杂费，我妈也凑不上。班主任知道后，就说先帮我垫着。后来班主任大概跟音乐老师聊过，发现音乐老师那边收的钱更多我们都交了，反而他垫的这笔钱一直没还，就主动问我原因。我跟他说，音乐老师那边的钱其实也是先帮我垫的，之后班主任就再也没主动提过让我还这笔钱的事。

读小学的时候，班里同学全是本地人，就我一个是外地户口。到了升初中，公办学校我读不了，只能选私立的，而私立学校要交一万五的赞助费——在当时，一万五可不是个小数目。爸妈商量着，咬咬牙还是决定给我交。其实小学那时候，爸爸曾送过妈妈一个金手镯，当时妈妈甚至想把镯子卖掉凑钱。我记得特别清楚，我抱着妈妈不让她卖。最后他们没卖镯子，而是又到处找人借钱，总算凑够了一万五。

当时那所私立初中有小升初的入学考试，学校政策是考进前三名就能免掉那一万五的赞助费。我妈就问我，能不能努力考进前三，把这笔钱省下来。说实话，我当时觉得这有点不现实——我小学成绩是不错，但也没到顶尖的程度。最后果然没考上前三名，不过爸妈也没说我什么。他们把钱凑齐交了之后，我就顺利进了那所私立初中读书。

相关数据显示，2010 年——也就是李多鑫面临小升初的那一年，全国在校流动儿童里，能在流入地就读小学和初中的比例约为 69%。不过，这一比例在不同省份间存在差异，而差异的形成，与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口流动规模、教育资源配置情况以及相关政策紧密相关。

以浙江为例，当时在该省就读的流动儿童已经超过 114 万。在浙江，流动儿童如果想进入公立学校，父母需要持有流入地的居住证和社保缴纳证明；部分地区还会额外要求提供与居住相关的材料，像房屋租赁合同这类。李多鑫一家当时租住的储物间并没有租赁合同，自然不符合规定，因此入读私立初中是她当时的唯一选择。

李多鑫：

江山有所不错的高中，我们读的初中是这所高中的附属初中，学校常会带我们去高中部上体育课、电脑课，还会组织参观学习，现在想起来，那时候的初中生活其实挺不错的。

其实我直到初中，才真正意识到自己是「外地人」。之前一直没觉得和身边同学有什么不一样——大家一起补课、一起上兴趣班，聊的话题也都差不多。可上了初中后，我慢慢懂了「贫富差」这回事。毕竟这所私立初中要交一万五的赞助费，能来这儿读书的同学，家里条件多半比我们好，不像我们家的学费是四处借来的。

初一的时候我还挺单纯，没觉得自己和别人有差别，会主动邀请同学来家里玩，同学也会喊我去他们家。那时候我和一个少数民族女生玩得特别好，我还把她请到了家里。她没说过我家小，我自己也没太在意这些。后来因为学校经常换座位，换了同桌就和新同桌走得近，和她的联系慢慢就少了。

到了初二，我和另一个女生成了同桌。这个同桌和之前那个少数民族女生关系一般，加上同桌长得漂亮，和班里男生也玩得好，那个少数民族女生就不太喜欢她。周末我们会去数学老师家补数学课，有一次她们俩吵了起来，我们坐在下面传小纸条。我那时候和同桌走得近，就帮着同桌说些话 —— 现在想想，那其实有点像霸凌，那个少数民族女生根本没做错什么。青春期的我们对男女关系特别敏感，传纸条时就故意说她和男生不清不楚。

没想到她给我传了张纸条，上面写着：「你住在见不到阳光的地下室，有什么资格跟我们吵架？」看到那句话的瞬间，我第一次清晰地意识到，我的家庭条件真的不如他们，我们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我赶紧把纸条撕了，生怕别人看到，也不敢让别人知道这件事。可她又传了一张过来，问我是不是怕别人知道。那之后，我就退出了这场争执，安安静静地写作业，再也没传过纸条。

从那以后，我总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我会忍不住想，我们家那么小，连属于我的房间都没有，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发育，还得和爸爸睡在同一个房间。学校偶尔有小道消息说班主任要家访，我就特别紧张，总怕老师来家里，看到我们家的样子。可我又不敢跟妈妈说这种担心，怕给她增加压力，只能偷偷祈祷老师别来。好在最后老师也没家访。

我来例假比较晚，初二才来。妈妈给我准备的卫生巾，上面还得垫一层餐巾纸，说是这样一天只用一片卫生巾就行，餐巾纸脏了可以随时换了扔。她不会直接给我一包卫生巾，每次就给一两片放进我包里，再把长条餐巾纸叠好，一起塞进去让我带到学校换。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其他同学都是直接用卫生巾，不用垫餐巾纸的。

有次班里一个调皮的男生翻开我的书包，大声问我：「你包里怎么全是餐巾纸？」我又害羞又生气，赶紧把书包抢过来，质问他为什么乱翻我的东西。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猜到这些餐巾纸是干什么用的，只知道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想用餐巾纸了。我跟妈妈说，能不能直接给我整包卫生巾——其实那时候刚来例假，量比较多，妈妈让我垫餐巾纸，说到底也是为了省点钱。

那些藏在细节里的窘迫、敏感和小心翼翼，像小石子一样硌在李多鑫的心中。受家庭条件的限制，很多流动儿童容易遭到身边同学的歧视，这种对待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隐性伤害。要知道，儿童的社会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尚在形成阶段，歧视会让他们更多地看到社会中的不公平、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要是在这个关键时期缺乏正确引导，很容易加剧他们与主流社会之间的隔阂与冲突，滋生叛逆、反抗的心理。欣慰的是，李多鑫没有抱怨家里，而是藏起自己的需要，默默理解这个家的难处。

韩东红：

我们把外债还了以后，在那边又经营了一台货车，多租了一间储藏室，那时候还没舍得租套房。

李多鑫：

那时候，要是妈妈在做饭，或者爸爸在家看电视，我就会去另外一间储藏室——要么在那儿玩玩具，要么在那儿写作业，也算有了个属于自己的小空间。不过那间储藏室和我们住的不是连通的，在隔壁单元，里面堆了不少杂物，没法住人，没有床也没有空调。我还记得，那时候洗澡也是在储藏室里解决的。

韩东红：

天冷的时候，我们就去公共澡堂洗澡；天热了，就在家凑合——买了个大盆，让女儿站在盆里，我用瓢把水撩到她身上洗，洗完再把盆里的水倒掉。家里既没有浴池，也没有专门的洗澡间。好在孩子爸爸经常不在家，平时就我和女儿两个人住。

有一回，我刚给女儿洗完澡，自己正洗着，身上刚打湿，不知怎么一把剪刀掉下来，正好砸在她脚踝骨上，当时血就流了一地。我急得不行，身上湿着衣服也穿不上，赶紧喊来当时帮我们家跑车的弟弟，让他抱着我女儿去楼下包扎。

平时我骑车接女儿放学，总会先带她去公共厕所 —— 我们俩都上完了，再一起回家，谁让家里没有厕所呢。现在想起来，我总觉得对不起女儿，让她跟着我们受了这么多苦，在那样的储藏室里一住就是 9 年。

李多鑫：

那时候家里还没有空调，我记得妈妈跟我说过，江山夏天特别热，有时候能到四十度。妈妈就一遍遍地拖地，或者往地上洒水，等地面凉下来，就铺张凉席让我躺在地上纳凉。

后来家里条件稍微好点，赚了些钱，就买了一台空调。我到现在都记得，空调第一次打开的时候，屋里一下子就凉快了，终于不用再睡在地上了。那时候我觉得日子已经很好了——我从没去过别人家，也不知道三室一厅是什么样，只清楚自己的生活在慢慢变好，比如我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小床。

■图 / 2016 年，李多鑫和爸爸在江山

到了高中，按当时的政策，我没办法在江山参加高考，早晚都得回河南老家考。爸妈一开始想，既然早晚要回，不如中考就直接考回去。可又担心两边的中考安排不一样，我回去备考的话，至少要耽误一个星期的复习时间，反而影响成绩。那时候我的成绩其实够得上江山中学，要是能考上，肯定比老家的高中好很多。

李多鑫在 2013 年参加中考，而这一年正是我国异地中考政策从无到有，进入广泛探索与初步实施的关键阶段，但当时政策的限制条件还比较多。

具体来看，不同城市的要求各有不同：比如北京，允许流动儿童异地参加中考的前提是，父母需有稳定的职业与住所，且社保缴纳要满 3 年，同时孩子只能报考中等职业学校；上海要求父母持有居住证满 1 年，并通过积分来判定子女是否具备中考资格。

相比之下，浙江的条件要宽松一些。以衢州江山为例，只要父母持有暂住证，且随迁子女在当地取得相应学籍，孩子就能在当地参加中考。李多鑫的父母当时有衢州的暂住证，因此她能顺利在当地参加中考。

韩东红：

我女儿跑步总跟不上，一跑就说两眼发黑，根本跑不快。后来中考要考乒乓球和跑步，她就每天晚上在储藏室里练乒乓球，「噼噼啪啪」地练好久。可储藏室里堆了好多杂物，乒乓球一掉地上，就钻到角落里找不到，每次都得费半天劲找球。

后来老师给我发消息，说实在不行，让女儿去医院开个证明，有证明的话能减几分。女儿把这话告诉我的时候，我跟她说：「咱们是外地人，在这儿人生地不熟的，哪能随便找到医生开证明？咱只能凭自己的本事考，能考多少是多少。」

还好女儿特别争气，最后考上了江山最好的高中——江山中学。那所学校可不是谁想进就能进的，就算掏钱也进不去，我女儿是凭着自己的分数，超过分数线考进去的，真是给我们长脸了！在我们这些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里，从来没人能进江中，我女儿是第一个。到这时候，我就想着，再也不能委屈孩子了，一定要租个套房。于是我们就在江山中学附近租了个两室一厅，专门给女儿安排了一间属于她自己的房间。

李多鑫：

现在回想起来，我小学、初中的成绩其实算不上特别拔尖，没到 「别人家的孩子」那种程度；就连之前学葫芦丝、单簧管这些乐器，也只是会吹而已，谈不上多厉害。但自从我考上江山中学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尤其是在我们当初一起从老家过来、住在那一片的外来务工家庭里，那么多孩子里，只有我考上了比较好的高中。

江山中学是浙江省一级重点中学，考生当年要排在全市前 600 名才能被录取，李多鑫就在其中。尽管她没有考进重点班，但已足够优秀得让周边的外来务工人员家庭投来羡慕的目光。当年浙江省普通高中总共招收 26.52 万人，其中随迁子女的占比仅为 2%。

流动儿童数量较多的地区，都设置了较高的招生门槛。比如 2014 年的广州，公立高中招收的非户籍学生比例不超过 8%——流动儿童要想考上公立高中，需要达到比本地学生更高的分数。

韩东红：

我儿子初中时其实也想来浙江跟我们一起，但他从小跟爷爷奶奶长大，感情特别深，老人舍不得他走。后来他爷爷去世了，就剩奶奶一个人，老人家就更不愿让孙子离开了。

而且当时儿子在老家县城读书，不是乡下，条件比我们最初在浙江时还好些——爷爷奶奶家有两室一厅，他能有自己的独立房间，不像我们那时候只能挤在储藏室里。现在想起来，我们对儿子实在太亏欠了：小时候对他关心不够，他读小学时我们已经在浙江了，连一次家长会都没去过，这些年心里一直愧疚得慌，总觉得对不起他。

■图 / 韩东红和儿子在洛阳老家

有一年暑假，我们回了老家，有个老乡欠了我们点钱，我找不到他家，还是儿子带着我们去的。当时我不想带孩子上楼，就让他在楼下等着，跟他说：「你带妹妹在下面玩，我上去问下情况就下来。」结果等我下楼，压根没看到他俩的影子。那时候县城也不小，我心里急得七上八下，不知道他们去了哪儿，只能先往我哥哥家走——没想到，儿子真的带着妹妹去了我哥哥家。

我进去就喊他：「波波，你怎么把妹妹带到这儿来了？要是走丢了可怎么办？你自己丢了没事，别把妹妹弄丢了！」这话刚说完，儿子就反问我：「为什么？」我说：「你妹妹是千金」。旁边我哥哥赶紧劝我：「这话可不能这么说，两个孩子都一样，你这么讲，孩子该心里不舒服了。」我这才反应过来自己说错话了，看着儿子，又一阵愧疚。

在我心里，从来没有重男轻女的想法，反而觉得女儿更该多宠着点。其实这和我自己的成长经历有关——我小时候，爸爸对我很好的，但妈妈特别重男轻女，我是在她的打压下长大的。所以我对自己的女儿，总是忍不住多疼几分，有时候宠她的程度，甚至比宠儿子还要多。

后来公公去世了，有一年过年，婆婆带着儿子去了江山、衢州那边跟我们团聚，在那儿住了半个多月。儿子住得开心，就不想回河南老家了，可婆婆实在舍不得他走，又哭又闹的。最后没办法，儿子还是跟着奶奶一起回去了。

■图 / 李多鑫和哥哥在洛阳老家

李多鑫：

我现在还记得，那时候哥哥留着长头发，耳朵里塞着 MP3，一副拽拽的样子走过来。那时候我性格外向，跟谁都自来熟，一看见他就扑过去喊 「哥哥」。可我哥对我总是淡淡的，双手插在兜里，浑身透着股青春期男生的中二劲儿，显得有点冷漠。

小时候家里没有电话，所以爸妈有时候会带我去公共电话亭打电话，大多是打给哥哥或者爷爷奶奶。但每次打电话，妈妈都不会把话筒递给我，让我跟哥哥说几句话，我就只能站在旁边看着。

韩东红：

江山的环境确实是好一些，但我们老家也在县城里，不管是吃的、穿的、住的还是日常出行，其实都还过得去。

我儿子心里一直是想跟我和他爸爸在一起的。他后来跟我们说，小时候读书那阵，有次在公园跟几个小孩玩，被大孩子欺负了。当时其他被欺负的孩子，爸爸妈妈都赶过来接他们，还会好好安慰。可他没有——他委屈地回了家，跟奶奶说「我被人打了」，奶奶却只说了句 「怎么不打别人就打你？打你肯定是你自己不好」。他说那时候心里特别委屈，现在再提起这事，还是觉得难受。也因为从小跟着爷爷奶奶，没人好好管他学习，他成绩一直不好，最后高中也没考上。

多项调查结果显示，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大多处于中下游水平，很难跟上学校正常的教学进度。

导致这一情况的原因有不少，其中最主要的是家庭教育的缺失。留守儿童的监护人通常是祖辈，他们文化程度相对较低，不仅难以给孩子提供有效的学业辅导，也没法对孩子的学习进行有效监督。长期下来，孩子很容易缺乏学习动力，自律性也会变差。

李多鑫的哥哥初中毕业之后，曾短暂到江山打了一年工，在一家咖啡店当学徒。后来他选择入伍当兵，在东北待了好几年。

李多鑫：

其实我考上江山中学以后，爸妈就特别骄傲，也不再像以前那样跟我说 「咱们是外地人，你要更努力读书」，或者催着我「再接再厉」，我感觉他们给我的学业压力一下子小了很多。反倒是我自己，高中成绩跟不上以前的水平了。以前考试就算拿不了满分，分数也很高，可上江中后的第一学期，有一门课居然考不及格，你都不知道那对我的打击有多大，我当时直接在班里哭了出来。

不过刚上高中那阵，日子还是挺快乐的。那时候过圣诞节或者其他节日，同学之间都会互相送贺卡。前段时间我还翻出那些卡片看，特别感慨。因为当时政策没明确，大家都以为我读完高二就得回河南高考，所以他们写在卡片上的话都特别真挚，会说「你要是回去了，一定要想我」之类的。

那时候我还特意做了套河南的高考卷子，感觉河南的分数线虽然高，但卷子本身比浙江的简单些，我当时还觉得，就算真回去考，应该也能考个不错的分数。还好最后没回去，也没想到，刚好在我读高二的时候，异地高考的政策就出来了，我不用再折腾转学了。

我国自 2012 年起实施异地高考政策，允许非户籍考生在居住地参加高考，各省对学籍年限、父母职业、居住证明等的要求有一些差异，李多鑫所在的浙江省于 2013 年开始实施异地高考政策，要求学生需在浙江省内高中连续读满三年并取得完整学籍，父母一方需在浙江省内连续缴纳社保三年以上，且持有浙江省居住证。但李多鑫父母一直没有在浙江省缴纳社保，所以不满足要求，一家人焦急了好一阵子，但幸运的是，在 2015 年，也就是李多鑫高考的前一年，政策有了放宽，允许像她这样的情况参加异地高考。

李多鑫：

中考的时候，我没什么特别的感觉，也没觉得这场考试和自己的未来有多大关联，就只当是一场普通考试，心态特别轻松。可到了高考，那种压力就完全不一样了——全世界好像都在说，这是决定命运的重要考试，考砸了就全完了。而且我们那届是最后一届文理分科，老师还特意跟我们说，要是这次没考好，复读会特别难，因为下一届政策变了，学的知识也不一样，最好一次就考上。这些话让我心里的压力更大了。

所以现在回想起来，大一那段时间是我人生中最开心的时候。读了大学，学业压力没那么重了，之前的好朋友也大多考到了杭州，暑假大家还能一起回江山玩。那时候我根本没意识到，爸妈很快要离开江山了。直到有一天，他们突然跟我说，已经在洛阳老家买了房子，要回去装修，之后就准备搬回去了，还问我有什么要收的东西，不然他们可能就直接扔掉了。我心里却有点不是滋味，总觉得这么大的事，他们怎么都没提前跟我好好商量。

韩东红：

一想到儿子一个人在老家，举目无亲的，自己在家也没人照应，我和老公就放不下心，急着回来陪儿子。可刚回来的第一年，我怎么都调整不过来，心里总空落落的。在江山的时候，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都觉得特别充实；毕竟在那边待了十七八年，方方面面早就习惯了。突然回到老家，反而觉得陌生得很。想找以前的小姐妹聊聊，又觉得人家都有自己的事要忙，不忍心去打扰，只能自己在家待着，那种空落感足足持续了一年。后来我在门口的超市找了份活干，让自己忙起来，才算慢慢缓过来，差不多过了一年时间，才真正适应老家的生活。

李多鑫：

对我来说，冲击比较大的一个决定，就是毕业时打算留在杭州找工作——主要是觉得洛阳那边找工作太难了。

■图 / 李多鑫爸妈参加她的成年礼

我大四下学期刚好赶上疫情封控，被关在家里不能回学校。那时候根本没意识到，那会是我和父母能长时间待在一起的最后一段日子，满脑子都想着赶紧回杭州，把毕业的事儿处理好，最好还能顺便找到一份工作。

当时一心想留在杭州，还有个很实际的原因：杭州对大学生有 3 万块的就业补贴，只要过来工作、交上社保，马上就能先拿到 2 万块。对刚毕业的我来说，2 万块真的是一笔不少的钱，光为了这 2 万块，我都下定决心要在杭州先工作一段时间。

不过那段时间也有开心的事——我们家终于在洛阳买了房子，爸妈还特意留了一间房间给我，会问我 「壁纸想选什么颜色」「柜子想要什么款式」。也是直到他们跟我聊这些细节的时候，我才真真切切有了实感：原来他们是真的要回洛阳长期生活了。

李多鑫前 21 年的人生中，父母从未缺席过，这是她第一次离开父母独自生活。她是幸运的，因为和哥哥比起来，父母离开自己的时间推迟了 21 年。

除了北京、上海和天津等直辖市外，浙江、广东和江苏等发达省份是最能吸引外省儿童的流入地。 2020 年，浙江 51.2%的流动儿童来自外省，广东来自外省的流动儿童比例超过 40%，江苏也达到 35.3%。他们随父母漂泊于城市边缘，往往被折叠在政策的缝隙里，成为时代洪流中沉默的注脚。

李多鑫：

现在回想起来，很多事好像都是命运的安排。当年我爸妈刚去江山的时候，根本没想过会在那里待上十几年，结果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不知不觉就错过了和我哥哥一起生活的十几年时光。

后来我哥哥退伍回来了，家里不能没人照应，我爸爸就特别着急想回老家——加上那时候洛阳的房子也买好了，得回去盯着装修的事，所以他们最终还是决定回去了。

而我在杭州找好了工作，也就留在了这里。这样一来，相当于我把爸爸妈妈 「还给」了哥哥，让他们一家三口能有更多时间单独相处，弥补之前错过的时光。我留在杭州，也能有自己的生活和发展，彼此都有各自的空间，也挺好的。

韩东红：

现在总算习惯在老家的日子了，最舒服的就是不用再像以前那样舟车劳顿——以前在江山的时候，每到过年都犯愁，赶上春运，车票难买，车也难坐，回趟洛阳比什么都费劲。

■图 / 韩东红的QQ说说

现在想起来，以前每次坐车回家都遭罪，挤得不行，路上也累。现在好了，总算不用再受那份罪了。住久了，也越来越喜欢老家了。

去年我去杭州看女儿，发了条朋友圈，江山的老朋友们看到了，还在下面留言说：「要是回江山玩，记得找我们聚聚啊！」那时候心里挺暖的，但又觉得回去怕打扰人家，最后也没去。不过现在我是真觉得老家好，安稳、踏实。

李多鑫：

爸爸曾经说过，他来江山这么多年，最难过的一件事就是最后把女儿一个人留在了外地。现在我每次回洛阳老家，总觉得自己像个 「客人」，偶尔帮着照顾侄子，心里会隐隐觉得家里的重心好像变了——以前家里的主心骨是爸妈，现在好像慢慢变成了哥哥，连爸妈有时候都透着点「住在儿子家」的客气。

我跟妈妈视频的时候，她总会喊孙子过来，让孩子叫「姑姑」，我们聊的话题也大多围着侄子转。有时候会忍不住恍惚，想起以前家里的注意力都是围着我转的，现在总觉得我和爸妈之间的羁绊，好像没以前那么紧密了。

但我也总提醒自己，不能这么钻牛角尖。人都是会往前走的，爸妈不可能一直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我身上。更何况，哥哥之前缺失了那么多年的父爱母爱，现在爸妈多疼他一点、多顾着他的小家一点，本来就是应该的，是在补回以前错过的时光。

韩东红：

这几年回到老家，我总觉得自己一直在弥补儿子。以前错过了他太多成长，现在想好好亲近，却总觉得隔着点什么。刚开始跟他说话，远没有跟女儿那么随便自然，哪怕心里知道是自己的孩子，也忍不住客客气气的，生怕哪句话说重了让他不舒服。女儿还跟我说：「妈，你跟我哥不用这么见外，都是一家人，随便点就好。」可我心里那道坎，还是花了好久才慢慢过去。

现在我都跟别人说，小孩一定要自己带在身边，现在包括我带孙子，我也让他跟爸爸妈妈亲近一点。

李多鑫：

我大部分的成长时我大部分的成长时光都是在浙江度过的，小时候妈妈还让我写过一篇作文，题目是《江山，我的第二故乡》，现在再看，这句话一点都不假，江山早就是我心里认的故乡了。

以前年纪小，对 「家」的概念很简单——爸妈在哪里，家就在哪里。他们在江山时，我就觉得江山是我的家；后来他们回了洛阳，江山就慢慢变成了「曾经住过的地方」，留着满脑子回忆，再回去时，只是想走一走以前和他们一起走过的路。

我现在跟妈妈视频，还会跟她聊起江山的变化：以前常逛的商场关门了，连熟悉的肯德基都倒闭了；但也有不变的，比如须江公园——从我很小的时候它就在那儿，这么多年过去，还是老样子。小时候妈妈带我在公园的石狮子上拍过照，初中、高中时又拍过一次相同姿势的照片。大学毕业后我回江山，特意又去石狮子旁拍了一张，发给妈妈看。她当时还发了朋友圈，写着「狮子还是那只狮子，人还是那个人」，字里行间都是感慨。我总想着，要是以后爸妈还能再去江山，我一定要带他们重走一遍那些路，再拍一次同款照片。

而洛阳，对我来说更像一个「充电的港湾」。小时候跟着爸妈回来，没什么特别的感觉；但自从他们定居在这儿，我也从学生变成了上班族，每次回洛阳，都能彻底卸下工作的压力和「成年人」的担子——好像一踏进这个家，我就又变成了那个不用操心任何事的小孩，能像在江山时那样，安心地依赖着爸妈。

可在杭州，我又会清晰地意识到，自己该成为「家的主体」了。这里没有爸妈时刻的照顾，需要我自己去打拼、去建立新的生活，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家人」和「归宿」。不同的地方，承载着我不同阶段的人生，也给了我不同的身份和底气。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对小时候的自己说一句，我非常羡慕你，也钦佩你小时候的那种心态，当下开心就开心，不会有那种自卑和敏感，就会和小伙伴们打成一块，给了自己一个快乐的童年。因为有我父母的庇护，我过得和本地的小孩没有任何区别，也很晚才发现自己「不一样」。现在长大了，没了小时候的活在当下与快乐，我想学着父母当年养我那样，把自己重新「养好」——这次，由我来做自己的庇护者。光都是在浙江度过的，小时候妈妈还让我写过一篇作文，题目是《江山，我的第二故乡》，现在再看，这句话一点都不假，江山早就是我心里认的故乡了。

以前年纪小，对 「家」的概念很简单——爸妈在哪里，家就在哪里。他们在江山时，我就觉得江山是我的家；后来他们回了洛阳，江山就慢慢变成了「曾经住过的地方」，留着满脑子回忆，再回去时，只是想走一走以前和他们一起走过的路。

我现在跟妈妈视频，还会跟她聊起江山的变化：以前常逛的商场关门了，连熟悉的肯德基都倒闭了；但也有不变的，比如须江公园——从我很小的时候它就在那儿，这么多年过去，还是老样子。小时候妈妈带我在公园的石狮子上拍过照，初中、高中时又拍过一次相同姿势的照片。大学毕业后我回江山，特意又去石狮子旁拍了一张，发给妈妈看。她当时还发了朋友圈，写着「狮子还是那只狮子，人还是那个人」，字里行间都是感慨。我总想着，要是以后爸妈还能再去江山，我一定要带他们重走一遍那些路，再拍一次同款照片。

而洛阳，对我来说更像一个「充电的港湾」。小时候跟着爸妈回来，没什么特别的感觉；但自从他们定居在这儿，我也从学生变成了上班族，每次回洛阳，都能彻底卸下工作的压力和「成年人」的担子——好像一踏进这个家，我就又变成了那个不用操心任何事的小孩，能像在江山时那样，安心地依赖着爸妈。

可在杭州，我又会清晰地意识到，自己该成为「家的主体」了。这里没有爸妈时刻的照顾，需要我自己去打拼、去建立新的生活，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家人」和「归宿」。不同的地方，承载着我不同阶段的人生，也给了我不同的身份和底气。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对小时候的自己说一句，我非常羡慕你，也钦佩你小时候的那种心态，当下开心就开心，不会有那种自卑和敏感，就会和小伙伴们打成一块，给了自己一个快乐的童年。因为有我父母的庇护，我过得和本地的小孩没有任何区别，也很晚才发现自己「不一样」。现在长大了，没了小时候的活在当下与快乐，我想学着父母当年养我那样，把自己重新「养好」——这次，由我来做自己的庇护者。

■图 / 李多鑫工作后带爸爸去上海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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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型的流动儿童，面临的境遇有着明显差别。像李多鑫这样能和父母一起随迁的孩子，家庭功能基本完整，能获得相对充足的家庭支持；但也有一些孩子，在城市读完几年书后，因为政策限制，不得不回到户籍所在地继续上学、参加考试，成为「回流儿童」。他们既想被城市 「推离」，又难以真正融入农村生活。还有部分孩子，因缺乏父母的照顾与关爱，有的遭遇暴力却无处倾诉，有的自身变得有暴力倾向，成为「问题儿童」，同时面临着身份认同迷茫、社会关系断裂、与父母分离等多重困境。

像李多鑫这样能在父母的工作地顺利入读公立学校的，其实是千万流动儿童中的少数，尤其在北上广深，这类孩子绝大部分只能入读流动儿童学校。

北京三知困难儿童救助服务中心总干事魏佳羽认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问题应该是一体的，父母工作的地方和孩子原来生活的地方需要共同努力，让留守儿童成为和父母团聚的流动儿童，在父母身边长大。然而，普遍存在的转学难问题令很多家长却步，把孩子带过来了也没法顺利上学，岂不是前功尽弃了吗？父母从其他省份来到这里打拼，用自己的青春汗水为这座城市添砖加瓦，他们的孩子不是来「添麻烦」的，是来和我们一起拥抱这里的烟火气，追逐心里的小梦想。他们要的并不多，不过是能在一所学校安稳读完小学、初中， 不过是自己的努力，能被公平地看见。希望未来政策的温度再暖一点，让学校的大门更宽一点，平等地守护每个孩子的梦想，不让「流动」成为他们成长的绊脚石。

大学毕业后，李多鑫顺利在杭州找到了一份双休的工作，她对目前的状态感到满意。考虑到妈妈之前一直没有缴纳社保，现在没有退休金，在老家的超市打零工，李多鑫希望在杭州多攒点钱，未来帮助妈妈养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