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地区、国家和跨国视野下的地方史｜《财经》书摘

十大品牌 2025年10月27日 12:40 3 cc

《江南以南：被湮没的严州府》

杨斌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5年7月

文｜杨斌

近几十年来，中国历史的研究当中，地区分析的框架逐渐为人接受，虽然我们不能说这完全是施坚雅（W. Skinner）的倡导，但中西学术均在地方史的平台上交汇，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在施坚雅提出的九大宏观区域［华北、西北、东北、长江上游、长江中游、长江下游（或长三角，也即江南）、东南沿海、岭南、西南］当中，江南（以及华南）独树一帜，关注最多，成就最多，影响也最大。

江南是一个历史概念，从秦汉到现代所指称的地理范围变迁极大。学术界讨论的江南，狭义上说，指镇江以东的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地区，也就是太湖流域，大致为镇江府、苏州府、松江府、常州府、嘉兴府、湖州府、杭州府。这七府，以苏州为中心，是明清时期富甲天下的区域。在这七府当中，杭州府居于最南面，和镇江府一样，其经济实力不能和其他五府相提并论。而严州则恰恰在杭州以南。

由此而论，浙西南山区的严州府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历史上严州府和杭州府并立，因而严州不属于杭嘉湖所在的江南；同时，严州山区并不滨海，以山林经济为主，其他各个行业均不发达，而山林经济因为体量有限，似乎也没有多大影响。

因此，从地理上看，严州虽然属于施坚雅归纳的东南沿海（也就是闽浙），但从文化和经济上看，严州府与浙江沿海和福建省千差万别。实际上，与严州地理、族群和文化上最接近的，还是新安江上游的徽州，但严州地狭人稀，无法像徽商那样在江南如竹根一样深入展开。以此而论，严州似乎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值得一提的了。

如此，严州之不属于江南不同于江南，明矣。不过，严州之所以在近两千年的历史上与杭州府相提并论，当然有其地理、文化与政治的考量。因此，笔者带着自己的独特情感与视角，决定写一本不一样的地方史与家乡史。

全书除了“序”和“后记”，共分为十四章。第一章介绍了建德的地理特征，正是“七山二水一分田”这个地理基础产生和制约建德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长时段轨迹。

第二章考证了建德北部伍子胥崇拜的来源，指出虽然伍子胥本人未曾经过建德，但其水神/潮神这一文化现象从滨海的江南水乡传到了浙西南的山区，这恰恰揭示了建德“江南以南”这个地理文化坐标。

第三章从神到人，介绍了东汉隐士严光在严州（和建德）的事迹，特别是分析了“严光”这个隐士符号随着历代政治变迁而逐渐形成的两个文化象征：高洁与忠烈。前者自汉代以来逐渐形成，后者因宋末谢翱的哭祭而与高洁并列。

第四章注目于严州的高光时刻，也就是南宋定都临安之后严州成为京畿腹地，在政治和文化上大放异彩。

第五章追踪与南宋相始终的两位严州籍杨太后，继续展示严州作为名邦望郡对风雨飘摇中的赵宋之重要性，而第二个杨太后在越南成神，更凸显了严州在跨域文化中不经意留下的雪泥鸿爪。

第六章介绍了南宋时代严州府城外的一座浮桥。这座严州府城外横跨新安江的浮桥，几次重修，前后三百年早被建德遗忘，但中外旅人偶有记录，元代意大利旅行家鄂多立克曾经亲历，因而得以被欧洲人知晓。

第七章为南宋末年知严州并降元的方回辨诬。方回在建德任职七年，而后又居住五年，加上他因以建德降元而数百年来被污名化，自然不能与严州历代贤牧如范仲淹、陆游等比拟，但方回之建德情结最浓厚。

第八章由人及江，综合历代文献，从人文地理的角度分析了严子陵钓台所在的七里泷江这条水路，严子陵所代表的高洁与谢翱所代表的忠烈，两千年来成为士人极其宝贵的精神源泉，令人肃然起敬。在其绝佳山水之背后，七里泷江也是一条官道、贡道、传教士之路以及难民之路，东南琉球岛国与西洋大英帝国居然首次在此相遇，为严州再添一抹跨国的传奇。南宋之后，严州因土瘠民贫，泯然众矣。其间虽有商辂之三元及第，但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

第九章注意到了明清之际严州出了两位进士和二十多位秀才的马氏家族，科场一时众马嘶鸣，但在清初之后倏然消失。究竟原因，不过在于战乱与疾病，从中或许可以管窥科举之成本与风险。

第十章以笔者的家乡乾潭为例，分析了建德因山区开发与水路交通而逐渐形成的珠连玉串般的村落群。乾潭之地名不见于唐宋，其聚居成村可能在明代，而其名首载于康熙县志。自明清以来，乾潭之经济、地理乃至人文最大变化者来自1969年富春江大坝的建成，沿江的乾潭村落因此大抵湮没，乾潭之商业中心也成为稻田。笔者根据采访，重绘了1969年前的乾潭镇，算是对家乡的一点告慰罢了。

第十一章继续对家乡的探索，挖掘了湮没江底50余年的千年古村坌柏。坌柏村在宋代严州文献中即有蛛丝马迹，其形成与新安江密切相关，村民几乎全部汪姓，是徽州经济和文化沿江而下的产物。坌柏虽然靠江，其经济却是以山林为基础，大致为“参差十万人家”的杭州提供燃料（木柴和木炭），为抵挡海潮保护浙江的海塘堤坝提供建筑原料（硬柴）。如此，小小的坌柏居然对东南也有相当贡献。

第十二章则引入了性别的话题和微观史的角度，不厌其烦地介绍了嘉庆时期坌柏村一位寡妇汪吴氏捐田的事迹。捐田的背后，是这位青年丧夫、中年丧子丧媳丧孙的女性对择嗣自主权的捍卫。汪吴氏的痛楚、忍耐与智慧，体现了弱者对父权社会的抗争。汪吴氏达成了心愿，成功了；然而，被她激励的许许多多的未亡人还在虚无飘渺的幻想中挣扎。

第十三章回到建德的人文地理面貌，那就是许许多多跨溪的桥。本章讲述了建德北部许多乡村和家族近千年来一直修桥的事迹，凸显了传统社会地方的自治和张力。

第十四章则以笔者的家族故事来补充“洪杨之乱”后的建德社会状况。

本书的写作，最初并无一个全盘计划，而是随着兴趣、阅读以及研究的深入，一个主题一个主题地进行，但主题的选择亦颇费苦心。等到全书大致有个眉目时，笔者突然发现暗藏的一个主线便是微观、地区、国家和跨国视野下的地方史。这个角度，既正视了建德这个浙西南山区小县的地理独特性，也就是不同于北邻的江南地区，又揭示了这个地方是在与国家建构的相互过程中得以形成的，同时还努力地勾勒了建德这个不沿海的内陆山区如何在跨国的交流中有其一席之地。微观、地区、国家与跨国数者互相结合，塑造了建德两千年的历史，虽然它们的贡献因时而异，各不相同，当然更非均质。

当然，两千年之变也蕴含着本书乃至许多长时段历史研究的核心，那就是：自然环境（主要是地理环境和气候）既是某地社会产生、延续和发展的基础，也束缚了这个社会的发展框架，这或许就是所谓的“路径依赖”吧。另一方面，外来的（包括邻近地区的、国家的，乃至跨国的）因素和影响时常打乱本地的日常秩序，给本地以刺激（包括破坏）、机遇和灵感；同时，本地的因素和势力有时也因缘际会，在他乡乃至异国得以延伸或移植。总而言之，在稳定不变的自然环境下，经济、文化的互动即使在一个封闭的山区依然是主线。

长期以来，地方史的书写是在国别史的大框架下进行的，大致先述其行政设置与变迁，再述及经济文化人口等，其前提与立场便是：某个地区其内部是均质的，在国家的框架下形成显著的地方特色，因而可以拿出来自成一体，从古至今顺流而下。

这就是地方史书写的通史模式。这种模式是有道理的，它和一两百年来学术界关于文明史与族群史的书写是一脉相通的。

以往的学者，他们强调某个文明或者某个族群因为其内部特殊的特征而区别于他者，所以文明史和族群史就是按照这个界定展开的。某个文明、某个族群自有渊源，自有特征，自我认同，从而区别于他者。这个范式，最近几十年来遭到了挑战和修订。以族群为例，人类学界意识到族群并非因为其内部均质而区别于他者/邻者；相反，这些族群恰恰是因为互相往来、互相交流（有时包括互相敌对、仇视、隔离和想象）而互相区别，因而产生了自我认同。如此，文明和族群必须在互动的立体网络中才能得到相应的理解与同情。

我以为，地方史的书写也理应如此。某个地方/地区是在和相邻以及不相邻的其他地区、国家以及跨国的势力多重维度的联系和交往中形成了自我的特征与认同。没有他者，就没有我们；没有互动，就没有个体。正是在这样的思路下，这本书和此前的《季风之北，彩云之南》不谋而合，从西南到江南/东南，企图尝试地方史和区域史书写的新范式，有其特定的旨趣和意义。

如上所述，拙作的文眼在于“被湮没”。这个“被湮没”，既是形而下者，也就是说严州府的很大一片区域被水淹没了；也是形而上者，也就是说严州府绵延一千多年的行政编制不复存在了。无论是形而上者还是形而下者，恰恰都与历史的真谛不谋而合：遗忘就是沉没；湮没即是忘却。因此，被湮没的严州府便是历史的具体而微者。历史学家的努力，历史的叙事，究其本质，不过是被忘却的纪念罢了。

（本文摘自《江南以南：被湮没的严州府》；编辑：许瑶）